广府善堂文化及其发展

    广州地处岭南，很早便与东南亚各地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往来。据历史文献记录，明朝政府当时在广州设立了三十六行，统管广州贸易，而到清朝时，则演变为十三行。随着广州商业的不断发展，广州也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其中又有不少内容与慈善事业密切相关，比如善堂。

    善堂指的是育婴堂、养老院等慈善机构。这些慈善机构大都由各地的头面人物出资兴建，用于解决当地穷苦人家的生活问题，比如抚养孤儿、抚恤鳏寡等。

    总的来说，广州的善堂具有两大特点：

    第一，从发起人员看，具有明显的绅商特色。广州的善堂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商业发达。诚如上述，政府救济的缺失，给了民间商业进入慈善领域的机会和空间，同时又由于底层人民没有足够的财产来支持他们兴办自己的慈善机构，因而这种重任只能交由具有雄厚资金的商人和具有较高社会名望的乡绅完成。

    广州的善堂成立之初多是由当地有名气有财力的绅商举办，资金多来源于捐款，包括倡建者捐款和社会捐款。如崇正善堂，是由银号商人陈惠甫、华侨商人陈启沅等创办的，其章程明确规定了：“堂内同人凡创办善事俱归商人料理。”广仁善堂的经费则主要由七十二行捐助而来，其规定：“凡有捐款至十元以上者俱为堂内同人，可以随时公举当总协理之职，办理堂内各事。”

    第二，从运作机制来看，善堂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质。以九大善堂为例，善堂成立之后，其运用商业化的运营方式来经营，兼顾募捐和理财。一方面，善堂利用余款购置产业，如田地、店铺和住房，收取田租、房租和利息，实行“以土养息”。另一方面，善堂将一部分闲散资金存入商号、钱庄或典当行，收取较高的利息。然后用租金和利息支付善堂的各项开支，而本金不动，以此 “发典生息”。由此，善堂建立起了商业化运作的慈善机构，利用商业的附息来经营，大大地减轻了绅商的压力。

    第三，从资源吸纳看，善堂具有很强的民间互助色彩。广州的善堂是由绅商合作举办的，其在成立之初吸收了同行和平民的资金。

    首先，关于同行间的互助，主要是行业内的互助。如1907年春，广州地区大闹饥荒，粮食欠收导致米价骤增，贫困人民食不果腹，并由此产生了烧杀抢夺的恶性事件，为此，九善堂联合香港东华医院在爱育善堂开办了平粜公所，购入大米5000多万斛缓解灾荒。另外，作为跨越血缘关系的商业性慈善组织，当同行商人有困难需要进行救助时，善堂也会运用其商业资本加以资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其次，关于对贫民的救助，则分散到赈灾、恤孤、教化等各方面。比如广行善堂的善举包括“宣讲惜字、育婴、赈饥赠药、施棺掩骼、设桥、赠种洋痘”，爱育善堂的济贫活动集中在“开设义学、施药施棺、捡拾腐骼、栖养废疾诸善事”。这些救济活动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予了贫民一定的生活保障，因而获得了底层人民的肯定。同时，善堂作为政府传情达意的中介，又将政府的关怀传达出去。这有利于维护社会基本的伦理结构，维护社会稳定。